资料图:朔尔茨(左)和默克尔。
以下是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桑德施奈德: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他近年出版的著作里讨论了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这实际上在全球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的崛起其实是一个完全正常的过程,试想当一个国家有着14亿人口和如此广阔的面积,且在40年时间里年平均经济增速达到两位数时,那么在40年后,没有人会对其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和军事能力感到惊讶。
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的持续对抗之中,都不会符合其自身的利益,我们都将从中受害。始于特朗普、被拜登所承袭的一个“魔咒”是“脱钩”,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相互解除联系。这种做法将令德国企业陷入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二选一”困境——究竟应该专注于中美哪一个市场?因为制裁而不得不疏远哪个市场?因此,如何妥善处理对华关系,是关系到德国企业生死存亡的问题。
最近一些日子里,当考虑到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地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同中国谈论“价值体系”又该从何谈起?在这些地方,我们试图通过武力将西方的价值体系贯彻到政治当中,最终却以惨败告终。这些事件令人惋惜的结果是,与中国对西方的批评相比,西方自己对自身价值体系造成的破坏要大得多。这就是西方“价值观外交”的陷阱,我们的公信力严重受损。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中美双方近期改善关系的尝试?这对中德和中欧关系意味着什么?
桑德施奈德:对话本身就已经很重要,对于避免军事摩擦很重要。中美之间的对峙状态并未消失,但双方已经开启了对话,这是较长时间以来的首个积极信号,因此非常重要。
帕拉特:一方面,中国已是一个德国和欧洲绕不开的全球经济大国;另一方面,西方在人权和价值观等问题上对中国有着强烈的指责。德国如何能够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下仍维持良好的对外政策?
桑德施奈德:我不会以一种指手画脚的方式给中国提出建议,不会一味地说“中国没有做我们期待他做的事情”,而是试着为中国的政策提出建议,让中国能够做得更符合自身利益。
中国可以从美国那里得到的启示是,应该经受得住一部分批评,同时以建设性的态度应对这些批评,至于另一部分批评,应当反击时当然就要反击。但总的来说,承受批评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必须要习惯的事情。
另一方面,西方又应该如何改善其对华政策呢?首先,我对中国有超过40年的观察,我们最大的问题出在预期管理。我的一些美国同行40年来都没有改变过他们的做法。而当发现中国没有“照办”,他们的反应当然是愤怒,甚至有一些沮丧。不管西方喜不喜欢,或者觉得是否达到其预期值,中国去维护其自身利益都是完全正当的一种权利。这就意味着预期管理是西方处理与中国关系时的一大挑战。
第二个问题则是对华政策的内政化。当政治人物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盗窃技术”“市场准入”等时,很容易在其国内博得叫好声,但这却与其批评的内容没有联系。我们并没有付出和中国的体量相称的努力去理解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也就造成了我们围绕中国的讨论所具有的特点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傲慢。我们认为我们的价值体系和政治体系对中国也是适用的,但中国并不接受这一套。在中国国内政治的语境下,西方多年以来的这种傲慢让人想起了历史上曾遭受的屈辱。
如果要寻找到一个概念,其能够简要地概括一种多维度、而不是非黑即白的对华政策的话,我想引用我十分尊敬的德国前驻华大使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的话,他对中国有着非凡的理解——“平等而充满尊重的对话”。除了对话,没有其它选项。制裁是备选项吗?我想不出西方出于各种理由对中国实施的制裁中,有哪一次最终达到了其最初设想的目的。
德国和中国明年将迎来建交五十周年。1972年时,没有人想象得到,德中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能够达到近几年的水平。希望最终来自于双方的善意,来自于相互学习的意愿,这样方能成功化解棘手的挑战。
帕拉特:为何西方很多人担心“随着中国在全球的经济扩张,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增长”,您认为这一影响力有多强?西方民主现在需要被“保卫”吗?
桑德施奈德:民主当然需要保卫,但是保卫民主时需要更加自信。要说明这一问题,围绕孔子学院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据称中国正试图“向西方社会施加巨大影响”,孔子学院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潜水艇”之一。这么说真的对吗?好吧,或许可以说,“孔子学院被赋予的使命是向世界展示一个正面的中国形象”。但这是中国独有的做法吗?并不是。德国的歌德学院在做什么?德国的各大政治基金会又在做什么?德国发展援助机构GIZ做的又是什么呢?
一个国家试着尽可能去展示其正面形象——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最正常不过的一种做法了。美国这么做,欧洲也这么做,现在中国也在这么做。我们不该为此批评中国。质疑者在此过程中暴露了对自身价值观吸引力的不自信。说到这里,我又想回到施明贤的那句话,必须要以充满尊重的方式进行对话。
帕拉特:您如何看待德国未来几年的外交政策?
桑德施奈德:从很多角度来看,德国外交政策无疑都处在一个重大的变动期。首先是跨大西洋关系的变化,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外交政策最新的走向,欧洲已经不再是美国最核心的盟友,拜登在做决定前甚至都不问一问欧洲——无论是巴黎还是柏林,这给德国和欧盟的外交政策带来了一种震撼效应。其次,欧盟内部也存在着迷茫。我们有对外行动部门,但缺乏一个外交政策;我们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但没有人会真正宣称“欧盟有统一的外交政策”。因此德国外交政策面临巨大的挑战。
中国是一种贤能政治。一名官员如果无法证明其具备相应的能力和经验,是没有可能当上中国外交部门的负责人的。在这一方面,中国是结果导向性的。而在德国,如果一场政府组阁谈判赶上了错误的时间节点或是不理想的情形,是可能推出一位毫无外交经验的外交部长的。中国不会出现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对德国外交政策不会带来益处。
二手车出口,这个可以有****** 日前,商务部、公安部、海关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地区范围的通知》。《通知》提出,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二手车出口工作的决策部署,积极有序扩大二手车出口,推动外贸保稳提质,决定新增辽宁、福建、河南、四川、河北石家庄、内蒙古呼和浩特、吉林珲春等14个地区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 当前为何要扩大二手车出口业务试点地区,此前部分地区试点情况如何,国内二手车出口情况怎样,如何助推二手车出口业务大发展? 市场潜力巨大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也是世界二手车增量最大的国家,为二手车出口提供了充足货源。 在位于辽宁沈阳的辽宁辰晟越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内,很多员工正热火朝天地忙着海外营销业务。 “截至目前,我们已向乌兹别克斯坦、希腊等国出口二手车300余台,涵盖奥迪、大众、特斯拉等多个品牌。”辽宁辰晟越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霖说。 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河北曹妃甸综合保税区内。近日,曹妃甸综合保税区内停放了近百辆准备出口迪拜的二手车,即将报关起运。此次二手车出口业务由曹妃甸金融控股集团海兴投资公司承揽。 海兴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宝津表示,曹妃甸综合保税区除了给予一定财政支持外,还专门成立了车辆管理所综合保税区分所,直接实现了二手车出口、过户、转移待出口等手续办理足不出区,即办即走。二手车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助推了曹妃甸综合贸易大港运能提升,同时也为区域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山东潍坊在积极培育发展二手车业务经营主体的基础上,于2021年6月份依托寿光市德隆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整合有关企业境外营销网络资源,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试点城市申报工作。依托成熟的境外营销网络体系、稳定的二手车市场资源和完善的车辆信息质量追溯管控能力成功入选,潍坊成为山东省第四个国家二手车出口试点城市。 潍坊海关综合业务一科科长王启蒙介绍,对于二手车出口业务将简化通关流程,加强合规指导,引导企业用好用足海关通关便利化政策,让二手车出口驶出加速度。 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统计,2022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出口已经突破了1.6万辆。与此同时,我国出口二手车的平均单价也在大幅提高,从2019年的不足5000美元增长到2021年的近1.5万美元。 发展优势明显 作为工业制造强省和汽车制造大省的辽宁,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一直有较强优势。 此前,辽宁省内沈阳、大连两市获批二手车出口业务试点城市。根据最新通知,辽宁全域获批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 辽宁省商务厅进口服务处处长柯枫表示,辽宁拥有华晨宝马等规模以上汽车制造企业372家及汽车零配件配套企业1700余家,汽车流通服务体系健全,能够实现二手车检测、整备、维修、物流等一站式服务,在二手车出口领域有较强比较优势。 河南省郑州市已于2020年成为我国二手车出口试点城市之一。作为我国汽车产量、销量、现车存量和二手车增量较大地区之一的河南,拥有配套零配件供应充足、售后保障体系健全等特点。同时,在服务二手车出口方面,海关、金融、税收等方面的设施完善。此外,相关企业拥有多年建立的国外仓储和广泛分布的销售网点,也具备了可利用可租用的国外销售基础条件。 “二手车出口业务地区扩围看似单一商品的外贸政策,其实其价值和意义远不止此。”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河南省商业经济学会会长宋向清说。 宋向清表示,目前国内二手车市场受制于国民消费习惯,不能快速放大。一些发达国家二手车市场相对成熟,欠发达国家二手车市场巨大。因此,扩围二手车出口试点业务地区,扩大二手车出口业务规模,不仅可以带动汽车生产和流通领域全面复苏,而且有利于提升国内汽车更新换代速度,扩大新车消费,促进汽车行业多业联动发展。 难点问题待解 我国二手车车况好、价格低,性价比比较高,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竞争力,加上我国汽车生产和出口经营企业在全球建立了较好的国际营销服务网络,可以提供较全面的全方位的服务。但是,也应看到行业发展的困难。 宋向清举例说,由于千差万别的法律制度、消费习惯和社区文化等,二手车市场国内外标准的差异、出口运输成本的增加、配套零部件的可持续供应、售后维护维修保养,以及安全事故发生后的责任认定和赔付等问题都是汽车国际流通的难点。 制定二手车出口质量标准,规范二手车出口秩序的同时确保产品质量是重点。 有关专家建议,各地区应统一部署,统一培训,统一行动规范,把有关标准有理有据地嫁接到异域他国,以便二手车出口业务不断扩大,也便于进口国消费者更好地体验驾乘中国品牌汽车的乐趣。同时,有关部门应通过大数据分析,建立国内二手车出口业务资源共享机制和共用平台。利用国外二手车市场大数据调整市场布局,进行市场的自然调节,进而实现车辆的动态流通和自然淘汰。 据悉,辽宁制定了《辽宁省二手车出口试点工作专项行动方案》,切实加强工作组织领导,建立健全二手车出口工作机制,高标准遴选二手车出口企业,强化二手车出口业务指导,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全面加强业务监管。 柯枫表示,下一步,辽宁将进一步制定优化准入标准,严格遴选出口企业,研究制定二手车出口企业准入标准,规范遴选程序,支持具有车源整合能力、海外营销渠道、售后服务保障能力等综合竞争力较强的企业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进一步完善售后服务体系,提升出口质效规模;大力发展辽宁二手车出口相关的维修整备、检测认证、仓储物流、金融信保等配套服务体系;支持企业加快国际营销网络建设,为企业拓宽市场渠道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指导企业通过自建、资源共享等方式,建立与出口规模相适应的售后服务体系,保障售后配件供应,提供维修技术支持。 “我们将细化完善工作方案,建立专项工作机制,务实高效推进二手车出口工作,为广大厂商提供一个更为畅通的海内外出口通道,帮助出口企业不断做大做强做优。”潍坊市商务局外贸科科长王丽芹表示。 杨子佩 温济聪 王金虎 王胜强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 龙凤彩票地图 |